王荷波照片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中，王荷波的名字鲜为人知。王荷波,原名王灼华,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先驱，1923年6月，在党三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于七月被增补为中央局委员，是我党第一位工人出身的中央委员。王荷波还是我党纪律检查工作的早期领导者，1927年,在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王荷波当选为我党第一个纪律检查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的首任主席。1927年“八七”会议上王荷波当选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并担任北方局书记。会后，被派往北京领导北方党的工作，1927年10月18日因叛徒出卖被捕，11月11日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终年45岁。
在苦难和漂泊中成长
1882年5月的一天，在福建省福州城内府里东廊顶，一声婴儿的啼哭声给福建布政司衙门小书办王犹允的家带来一片喜色，一个男婴诞生了。作为家中的长子，王犹允为孩子取名灼华，希望这个孩子的降生能给家庭带来好运。
王荷波出生在近代中国最为黑暗的年代，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外有侵凌的列强，内有腐朽的清政府，人民生活苦不堪言，作为文笔小吏的父亲职俸微薄，难以养家糊口,而在王荷波之后,家里又添了四个弟弟,贫困始终伴随着这个家庭。王荷波的童年只读过两年私塾，十多岁时他就要到闽江边石船馆参加拣石子劳动，挣点钱补贴家用。1901年母亲的病故使这个家庭更加困顿，在母亲故去后不满百天，19岁的王荷波便离乡背井，去江苏江阴投靠在海军鱼雷营当营长的姨父，到海军里当水手。
王荷波四兄弟：前排左起王凯、王介山，后排左起王荷波、王代华
一年后，由于姨父去职，王荷波又开始漂泊和流落，先后在大连青泥洼学机械，到旅顺枪炮局当机匠。后来，又由华北辗转华东。一九一六年夏，他到津浦铁路浦镇机厂(又叫铁路大厂)当钳工，直至三十五岁时，才娶妻成家。
长江北岸的浦口，是津浦路与沪宁路的中转站，是南北交通的枢纽。加上当时长江没有大桥，只靠单船轮渡，运行缓慢，许多旅客都要在这里逗留中转。于是,浦口附近的浦镇渐渐的发展成为一个人口稠密的城镇。
浦镇机厂是1908年春由中英合资建起的一座机车车辆修理厂，而津蒲路南段建筑权全属英帝国主义。因此，这个厂实际上是英国独办的。王荷波在半生的苦难生活中，深切感到政府腐败无能，帝国主义掠夺成性，人民生活饥寒交迫，因此，他在工厂里从不巴结工头，待工友们慷慨无私，工人们对他十分敬重。
1919年，“五四运动”暴发后，北京学生纷纷南下到上海串连，王荷渡开始接触新青年,也开始接触新思想，他经常与进步学生交流,大量阅读《新青年》、《劳动界》等进步刊物。
1919年6月7日,北京政府逮捕进步学生的消息传到南京，南京人民激于义愤，罢市一天。次日，王荷波等参与组织浦镇机厂工人要求去南京声援罢工、罢市。可是，由于反动军阀的重重阻挠，渡江不成。王荷波愤慨地说：“工友们！耻辱不能忍，亡国奴的日子不能过。我们要和全国人民一条心，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江已被军阀封了，我们过不去了，那我们就在浦镇游行。”于是，他带领着工友们在浦镇甫门街举行示威游行支援南京人民的斗争。
在浦镇机厂英籍厂长奥斯顿和总监工布拉克等在厂内为所欲为，压榨职工,工人对奥斯顿和布拉克早就十分不满。1920年5月，布拉克为了不让工人上班时间上厕所，竟下令拆除厕所，这更激起工人们的强烈反抗。王荷波对工友们一说：“英国鬼把我们当牛马，我们是人，是中国人，绝不能让他们任意摆布。”他代表工人们向厂方提出:取消所有罚款制度、重建厕所、加薪一成和布拉克赔礼道歉等四项条件;在厂方未答复前，全厂实行罢工。布拉克慌了，急电铁路局机务处。三天后，机务处一个姓蔡的处长赶到，与王荷波等工人代表谈判。通过斗争，蔡某和布拉克被迫答应了工人的复工条件，罢工取得了胜利。在斗争中，王荷波逐步地认识到唯有组织起来进行斗争,才能获得劳工的解放，唯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建设光明的新中国，他开始投身于工人运动。
1920年底，在浦镇机厂附近的裕堂街青石板路上,常常看到一位身材高大的中年人匆匆来去的身影，他就是王荷波。裕堂街34号是家澡堂子，就是在这间澡堂子里,王荷波等人秘密筹组工会，他对工友们说：“工人要有自己的组织，只有组织起来才有力量，才能反抗洋人、工头的欺压。”在王荷波等人的努力下, 1921年3月14日浦镇机厂的工会正式成立，王荷波被选为会长。这天正赶上他的妻子分娩,王荷波无暇分身，只好委托工友的家属代为照顾。当他开完会回来时，妻子已经平安生下一个女孩。王荷波喜笑颜开，为了庆祝工会成立他把女儿取名“职工”。
工会成立后,除关心工人群众的生活,兴办工人浴室等,同时还兴办工人夜校,教育工人懂得自身求解放的道理，把工人紧紧团结在工会的周围。
那时，资方为了诱骗工人服苦役，虽然每年也给工人增加点工资，但远远赶不上飞涨的物价，工人生活更加困苦。王荷波深知工人生活的痛苦，代表工人向铁路局提出增加工资、发给御寒棉衣等十一条要求，可路局一直置之不理。一个星期日，王荷波带领浦镇机厂的几十名工人，趁津浦铁路特别快车进站之时，卧轨请愿。面对工人的压力，路局只得答应让王荷波代表工人赴京谈判。
肩负起浦镇铁路工人的重托，王荷波只身前往北京。当时正值寒冬腊月,工人们看到王会长身着单衣在凛烈的寒风中奔波,很是心疼，大家暗地里凑钱为他买了—件皮毛大褂。王荷波穿上那件新大褂,登上北去的列车时,对前来送行的工友们感激地说：“弟兄们，穿上你们送的寒衣，我浑身充满力量。此去决不辜负大伙的重托！”
到北京后，王荷波来到交通部面见交通总长叶恭绰。叶和一帮官僚百般刁难，王荷波大义凛然，据理力争，终于迫使北洋军阀政府答应了工人的全部要求。
王荷波带着工人阶级斗争的胜利成果，从北京返回浦镇。这一天，浦镇机厂就象过节一样欢天喜地，广大工人及其家属兴高采烈，夹道欢迎胜利归来的王荷波。回厂后，王荷波又依靠工会的力量监督路局兑现十一项条件，还办起了工人合作社和崇意学校。这件事让王荷波在工人中的威望进一步提高,浦镇机厂的工会也更加兴旺起来。
“品重柱石”的工运领袖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工人运动从此有了正确的领导者。这年的冬季，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负责人罗章龙为了组织工人运动，由徐州来到浦镇，不幸被北洋军阀政府逮捕。危难之际，王荷波挺身而出，带领工人前去营救。据罗章龙同志晚年回忆说：“1921年末至1922年初,冬春之交，我为开展劳动组合书记部事，经陇海铁路工会介绍,由徐州前往浦镇,不料事为当地‘交通系’所闻,几遭毒手，荷波闻讯，挺身而出,率众救我于围困之中,这样,我就结识了荷波,他留我住在他家中，得以日夜促膝恳谈,他热情豪爽,敢作敢为,非常赞同劳动组合书记部事业，很快我们就成为事业上的挚友。就在这年，他率众加入了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他本人也由我介绍在北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津浦路铁路工会中第一个工人党员。”(王荷波烈士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上的书面发言)。这时的王荷波已经从自发进行经济斗争的劳工领袖成长为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自觉政治斗争的工运领袖。
不久后,浦口党小组成立，由王振翼和王荷波两人负责。在王荷波等人的组织领导下，很快地成立了浦口铁路工会。建立起浦口铁路工人俱乐部，连搬运工人也要求加入铁路工会，王荷波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接收他们集体加入。王荷波常说：“一个人有什么本事?大伙团结力量大。全国工人都团结起来，就能推倒压在我们头上的大山。”从那以后,王荷波把自己的全部身心都投人到工会工作中，白天干活，晚上组织工人活动．每天忙到深夜，回到家里还坚持读书看报，努力提高自己。他曾到北京参加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的工作,这为他学习马列主义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此间，他常去北大二院“元慕义斋”，和进步师生、工人一起研讨工运问题，并阅读了大量马列主义书籍。
在担任工会领导工作中，王荷波遵守章程，严以律己，办事公正，公私分明，账目清楚，从不乱花大伙的一文钱，深得工人群众的信赖。工人们把满脸胡须的王荷波，亲昵地称呼为“王胡”。当他四十岁生日时，工友们送他一块大红绸，题上“品重柱石”四个大字，这体现了工友们对王荷波的崇敬和爱戴。
1923年1月9日．在全国工人运动的高潮中，王荷波带领浦镇机厂工人，联合浦口码头工人，举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罢工，要求增加工人工资，改善工人生活。参加罢工的工人达二千多人，使津浦路南段列车停运。军阀政府惶惶不安，慑于工人的力量,被迫再次作了让步，答应工人的要求，“两浦”罢工斗争又取得了新的胜利。
王荷波奔波在津浦路上，先后组建了徐州、济南、天津等三大站的铁路工会。1923年2月1日是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的日子,可这一天,郑州街头阴云密布，反动军阀吴佩孚密令郑州驻军师长靳云鹗派重兵阻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王荷波作为津浦铁路总工会筹备组的代表前来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面对反动军阀的武力威胁,王荷波等工会代表毫无惧色,坚持如期开会。上午八时，各地代表和来宾从郑州五洲大旅馆整队出发，冒着刺骨的寒风，迎着反动军警的刺刀，勇敢前进。10时，大会在普乐园剧场举行。刚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正式成立，反动军警就冲进会场，大会被迫停止。接着，军警又封闭了郑州会所，封锁代表住宿的旅馆。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京汉铁路党团组织负责人李震瀛等连夜召集党员代表秘密会议，宣布三点决定：(一)各地代表、来宾立即离开郑州; (二)京汉铁路总工会迁至汉口江岸办公;（三）2月4日中午举行京汉铁路总同盟罢工，号召全国工人阶级与各界同胞起来声援。这便是震惊全国的“二七大罢工”。
会议结束后，王荷波立即向各路代表做了传达。翌日凌晨，王荷波离开郑州，到津浦路沿线的天津、沧州、德州、泰安等地，传达会议决定，组织津浦沿线工人响应京汉铁路大罢工。
当王荷波赶回浦镇已是6日深夜，他立即召开党组织秘密会议，介绍了吴佩孚破坏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的经过，决定抓住南京港务处长吴梦兰无故开除工人李金台的事件，发动“两浦”工人再次举行大罢工，声援京汉铁路工人。王荷波强调：这是一次反对军阀、声援阶级弟兄的政治性大罢工，一定要严密组织，保证胜利。
7日晚，王荷波发动工人首先将252号机车瘫倒在机务段的总道岔，阻拦机车出库。8日，津浦铁路工人开始罢工，看到歪倒在浦口车站252号机车,机务段长张殿气急败坏。这时，恰有一辆266号机车拉着一列煤车从蚌埠方向开到浦口，张殿急令这台机车牵引客车正点北上，并派十几名武装警察护卫。列车刚开出浦口站就无法前进了。只见王荷波手执红旗，率领几百工人冲向浦镇车站南口，站在铁轨中间，挡住列车的去路。列车被迫停下。与此同时，浦口港务所的工人也将南岸所有的船只开到北岸,顿时“两浦”的水陆交陆交通全部陷于瘫痪。
南京军阀头子齐燮元恼羞成怒，把驻扎在浦镇东门老营盘的一千多官兵派来镇压。王荷波从容不迫地向工友们进行了动员，又作了周密的部署，“两浦”二千多工人严阵以待。在工人与军警的对峙中,齐燮元见势不妙，只好同意谈判。
领导罢工
在谈判中，王荷波义正辞严地提出了撤掉吴梦兰职务，恢复李金田工作，增加工资一成，年终“花红”提前发给，保障工人言论、集会、游行自由等要求。敌人迫于形势，只得答应上述要求。这时，“二七惨案”的消息传来，王荷波为了保存实力，果断地决定复工。
这次斗争有力地声援了京汉铁路工人的大罢工,充分显示了有组织的工人的力量。但此时，作为工运领袖的王荷波已被敌人盯上，敌人准备对王荷波下毒手，上级党组织得到情报，指示王荷波尽速转移。
在离开南京前的那天晚上，王荷波在浦镇后河上的一只小船上召开党支部大会。他对同志们说：“这次罢工斗争，我们取得了胜利。它进一步提高了工人阶级的觉悟，提高了党的威信，标志着我厂工人巳从自发的经济斗争，走上了自觉的政治斗争的新阶段。”最后，王荷波语重心长的说：“我马上就要离开这里了，今后的重担要靠同志们来挑。不过，根据这次斗争的经验，不论天大困难，只要我们依靠工人兄弟，都能得到解决。”
大江东去，江雾迷茫。这天深夜,王荷波通过在海军中服役的四弟王大华,换上一身海军军服,乔装水兵，混进江利号军舰离开浦镇码头顺流而下，向长江尽头的上海驶去,从此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生涯。
工人出身的中央局委员
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合影（后左二为毛泽东，中左五为王荷波）
1923年6月，王荷波赴广州出席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大会结束后，王荷波受党中央委托，由广州来到上海。
此时，王荷波肩负党中央赋予的两个使命：一是物色、租借中共中央局办公用房，为中共中央机关迁回上海作准备；二是以党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参与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的领导工作，为改选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作准备。
位于闸北宝山路地区的三曾里，交通方便，商业繁荣，而且工厂林立，工人众多，居民五方杂居，党的群众基础较好，党员较多，地理和社会环境对隐蔽、掩护党的领导机关及其开展革命工作十分有利。当时的闸北属于华界，南与英租界江水毗邻，东与日租界虹口相连。王荷波到现场察看地形、地物，了解周围环境，特别对安全保密方面作了翔实的调查。最后，他建议党中央将中央局机关设在上海闸北香山路（今象山路）、中兴路交叉处的三曾里三户楼。中共中央经研究采纳了王荷波的建议，并决定由王荷波以私人名义办理租房手续。
7月，中共中央局机关迁回上海，进驻闸北，领导中国革命事业。王荷波被增补为中央局委员，经常同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等一起在三曾里中央办事处工作和学习。据当时在党中央机关工作的沈雁冰（笔名茅盾）同志回忆：“王荷波同志身材高大，说话有煽动力。那时，中央局由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王荷波五人组成，王荷波是唯一的工人党员，可见他的德才是很出众的。”
中央局机关迁来上海后不久，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机关也由法租界迁来闸北。王荷波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参加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的领导工作。9月至年底，王荷波被选为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这期间，王荷波还继续关心浦镇党的组织，指导浦镇党支部与南京党支部联合，以加强领导力量。他还经常到铁路、船厂、海军部队以及南京、无锡等地指导工作，向工人群众讲演。
1924年1月，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王荷波同毛泽东，恽代英、邓中夏、向警予等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王荷波担任执行部调查干部。他们为坚持我党的独立原则，贯彻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做了大量工作，使组织和教育工人群众的工作更好地开展起来。
1924年5月，王荷波、李大钊、罗章龙、刘清扬等代表中国共产党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大会在克里姆林宫隆重举行。王荷波(化名彼得洛夫)和罗章龙(化名伊万诺夫)参加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会上，他同李大钊分别作了中国工人运动和民族革命问题的报告。王荷波还同罗章龙、姚佐唐一起，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赤色职工国际大会。会后，代表们参观了苏联的工厂、学校、托儿所和孤儿院，看到在列宁领导下的苏联，尽管战后国民经济十分困难，但人民的福利事业仍然有很大的发展。回国后王荷波学习苏联的经验在上海组织起红色救济会，救济因罢工失业的工人和被捕、遇难同志的家属。
苏联之行给王荷波留下难忘的印象，每当他回忆起在苏联这段美好时光时，总是兴奋不已，他曾对妻子说：“你等着吧，不久的将来，我们的国家也要象苏联那样，让大家都过上好日子。”
在党中央工作期间,王荷波还兼任中共中央工委书记，肩负着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重任。他还直接领导铁路、海员和江苏、上海等地的工会工作。他深入基层，深入群众,针对实际指导工作。有一次，吴淞铁厂监工蛮横殴打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工人谭学厂，激起了公愤。王荷波赶到工厂，以谭学厂师傅的身份参加工人会议，支持工友们争人权的斗争。斗争取得胜利后，王荷波因势利导地对工友们说：“我们工人要有组织，如果没有团体，很难保将来不再发生殴打工人的事。”在王荷波的启发下,吴凇铁厂的工人积极筹备成立工会和建立团支部。吴淞铁工厂、张华浜铁路工厂工人和同济学校艺徒等近百人主动要求加入工会。
1925年1月，王荷波在上海参加了党的“四大”，向大会传达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大会决定，王荷波与罗章龙共同负责全国铁路总工会的工作。
同年2月，王荷波在郑州主持召开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委员长。他积极主张恢复各路原有工会，整顿工会组织，培训工会干部，保护工人切身利益。
3月，王荷波来到南京，同恽代英一起主持召开国民运动大会，发表演讲，拥护孙中山的主张，反对段祺瑞政府。孙中山先生逝世的噩耗传来，王荷波又参与组织追悼大会，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宣传。
5月初，王荷波参加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领导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并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后，他继续在上海、南京一带领导工人运动。
上海是帝国主义进行经济侵略的重要据点。当时,日本在上海开设了十几个纱厂。日本资本家肆意虐待中国工人。工人每天连续工作12至16小时，而且工资极低。工人们对帝国主义的压榨无比愤恨，于1925年5月15日举行了罢工。资本家以关厂停工相威逼。愤怒的工人们推倒铁门栏，冲进工厂，要求资本家发工资。日本资本家竟然向工人开枪，许多工人当场被打伤,共产党员顾正红被打死，这是“五卅”运动爆发的直接导火线。
5月30日，上海学生2000余人涌上街头，抗议日本资本家惨杀顾正红、逮捕工人。以英国为首的租界当局出动武装巡捕，拘捕学生。对于帝国主义的野蛮行径，学生、市民极为愤怒。5月30日下午，便有1万多人围住老闸捕房，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国捕头竟下令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当场打死10多人，打伤数十人，捕走40多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惨案发生后，上海市工商学联合会召开20万人的反帝示威大会，开始罢工、罢市、罢课，号召人民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
在“五卅”运动中，王荷波是上海工运的领导人之一，曾参与筹备成立上海总工会，发动25万工人罢工，给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以上海为中心的“五卅”运动很快波及全国，形成了一场全国规模的反帝运动。这次运动进一步唤醒了中国人民的反帝精神，成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全国大革命风暴的序幕。
在这期间，王荷波还常到南京领导反帝爱国运动。他到宝塔桥英国人办的和记洋行的工人中去，组织工会发动斗争。和记洋行食品厂的英国厂长蓄意挑拨江苏、广东、湖北工人之间的关系，企图分裂工人队伍。王荷波深入到工人家里，向群众进行艰苦的思想教育工作，揭露英国资本家的罪恶勾当，阐述无产者联合起来的道理，促进了工人阶级的团结。在王荷波的领导下，英商和记公司工人坚持长达四十天的罢工，成为南京工人运动的中心。
为了集中精力抓好全国铁路总工会的工作，1925年6月，王荷波被中共中央派往郑州，作为党中央特派员参加中共豫陕区委的领导工作，但他的公开身份是全国铁路总工会的负责人。他与王若飞、张昆弟、李震瀛等一起，共同领导河南省的工人运动。
当时，郑州有一家中日合办的五万纱绽的豫丰纱厂。由于经理穆藕初对女工进行搜身，又在月薪上制造新老工人的矛盾，激起了工人的反抗。工会召集了全厂五千余工人参加的大会，提出12项改善工人权益的条件，厂方置之不理。王荷波立即组织工人罢工。罢工从8月7日开始，3天后，王荷波又发动京汉、陇海两铁路全路工参加罢工，郑州各商店也罢市声援。罢工持续了十几天，厂方雇来流氓厂丁300余人，企图用武力强迫工人上工。20日下午，流氓、厂丁四处殴打赤手空拳的纱厂工人和京汉铁路工人，伤70余人，重伤9人，打死韩玉山、王长保两名工人。并捣毁纱厂工会。
王荷波、王若飞等领导京汉铁路工人对豫丰纱厂实行煤、棉、纱、布“四不运”，由于京汉铁路工人的支持，终于迫使穆藕初接受工人提出全部条件，罢工斗争取得了胜利。此时，河南已经成立了三个铁路工会、三个煤矿工会和三个纱厂工会,全省各地的一批小工厂，也都成立了工会。在此形势下，王荷波积极筹备成立河南省总工会。
9月18日,河南省总工会成立大会和京汉铁路工会代表大会在郑州举行。王荷波以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来宾的身份参加大会，并发表了演说。据时任河南省总工会秘书的马文彦同志回忆：“省总工会成立后，会址原定设在郑州，荷波说,省总工会不要放在郑州，应该设在省会开封。大家都说他这个意见对，若飞也赞成这个意见，于是省总工会就设在开封南关外。”(王荷波烈士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这样可以扩大省总工会的政治影响。
那时，王荷波常到开封检查指导工作，要求做工会工作的同志经常深入下去，和工人同吃同住，打成一片，把工作做到铁路沿线的道班，并身体力行地做表率。王荷波还同当时《中州评论》的主编肖楚女研究刊物问题，《中州评论》曾专门出版过职工运动专号。
1926年2月7日至16日，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天津举行，全国18条铁路有组织的工人激增到21万人，受到天津数十万劳动群众的热烈欢迎。大会号召全体会员组成一致反对日法与英美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反对直系、奉系军阀的残余势力。会上，王荷波再次当选为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委员长。
3月，王荷波来到大连，召开铁路工人代表大会，成立南满铁路总工会。
8月，王荷波任全国铁路工人运动中央特派员，常驻铁总。
王荷波雕像
在大革命的洪流中,王荷波舍生忘死,冲锋陷阵,为北伐战争的胜利,作出卓越的贡献;在党的五大，王荷波临危受命担挡起维护党的纪律,捍卫党的纯洁的重任,出任我党第一个纪律检查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的首任主席;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面对白色恐怖的腥风血雨,王荷波英勇无畏,视死如归,为中国人民的解放献出最可宝贵的生命。鲁迅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王荷波就是这样一位值得我们永远纪念的真猛士。
在大革命的洪流中
1926年秋，王荷波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福州，25年前他离开故乡时还是一个19岁的毛头小伙，如今他已成长为一个成熟的革命家。此次回故乡王荷波担负着中共中央赋予的两项重大使命，一是领导海军中党的工作，策动隶属北洋政府的闽系海军倒戈，参加国民革命；二是指导福建党建工作，策应北伐军入闽。
福州马尾，是中国近代海军的摇蓝，海军中的许多官兵是福州人，闽系海军是北洋政府海军的主力，在北伐军胜利进军的形势下，闽系海军将领看到国民革命必将推翻北洋军阀统治的形势，也有随机应变的打算。争取海军工作也已被提到国共两党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作为福州人，王荷波早年当过水兵，有许多亲朋好友在海军服役，做海军策反工作他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根据中央指示，王荷波从两方面入手开展对海军的工作。一方面他多次前往马尾海军联欢社，通过林植夫（国民党左派人士、广东革命政府海军政治部主任）做北洋政府海军第一舰队司令陈季良的工作，取得了成效。另一方面，王荷波还利用四弟王大华、五弟王凯身为海军军人的有利条件，广泛联系普通水兵和马尾造船厂工人，启发他们的觉悟，吸收先进分子入党，并进而建立了地下党组织，推动下层士兵参加北伐军。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
10月，北伐军东路军入闽作战，北洋军阀张毅所部第一军从漳州向福州方向溃退。11月26日，张毅部队到达乌龙江南岸，准备过江进入福州组织顽抗,形势万分危急。
11月30日,王荷波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同国民党代表林寿昌、海军代表林知渊和林忠在马尾潮江楼旅社召开紧急会议，达成了海军倒戈配合北伐军拦截张毅军的作战方案。
海军第一舰队司令陈季良立即下令驻闽江舰艇升火待命。随后，“江元”舰在拂晓前驶入乌龙江，趁张毅军前卫教导团渡江之际予以截击。
张毅的后续部队见状只得改向南港流窜。海军陆战队第三团在鳖头、下洋两处登陆，围歼到达南台岛的敌军。陆战队第二团协同北伐军独立第四师张贞部，向逃至瓜山的张毅军主力发动猛攻。“楚同”舰也奉命赶来参战，给敌造成重大伤亡。“张毅部在粮弹将尽，被迫接受北伐军的改编。在海军的配合下，北伐军顺利进入福州城，很快占领福建全省。
福建海军举事对上海海军官兵产生强烈反响,王荷波趁热打铁,利用同乡关系在上海海军官兵中建立党的外围组织——新海军社，新海军社的主要成员郭寿生、曾万里、陈嘉谟等都是秘密党员，单线受王荷波的领导。新海军社团结、教育官兵的活动，为共产党争取海军奠定了基础。为了在海军中加强党的领导，11月6日，中共上海区委召开重要会议，会议决定尽快在区委领导下建立海军支部，凡有2名党员以上的舰艇成立党小组。中央也组成海军3人会议，以王荷波、赵世炎为指导员。会后，党在海军舰艇和江南造船所中迅速开展工作，发展了党员，建立了组织，并秘密发行《灯塔》月刊，宣传革命道理。
上海的辣斐德路辣斐成坊是北伐时期中共中央军委所在地,王荷波经常在这里与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一起开会研究工作，11月下旬，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到上海后，成为争取海军起义的主要领导人。郭寿生、王介山(王荷波的三弟)等海军中的地下党员同周恩来直接联系，听取周恩来的指示。
1927年2月22日十八时，在黄浦江上的“建康”、“建威”二舰首先开炮，揭开第二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帷幕。舰炮起初向高昌庙兵工厂射击，发现厂房上空挂起白旗后，又转向南火车站和敌军司令部、督办公署。一辆敌军列车被击中起火，敌兵仓皇逃往租界。由于敌军司令部靠近法租界，有几发炮弹落到法租界内，泊在黄浦江上的法国军舰立即前来阻止。这时，驻沪敌军在舰炮威慑下已成惊弓之鸟。但原定乘小轮到军舰来取枪配合南市纠察队攻打兵工厂的浦东工人纠察队，因轮船误点未能赶来，致使南市纠察队无力攻克敌兵工厂。敌军见舰炮停止射击后，又壮起胆子，镇压了起义队伍。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虽然又失败了，但海军官兵的行动得到了高度评价。2月24日，上海总工会在复工命令中指出：“革命的海军，开炮对敌人轰击，表示革命的工人与兵士联合的伟大征兆。”
3月21日，王荷波刚从福州赶到上海，与周恩来、罗亦农等一道组织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他始终亲临第一线，奋不顾身地指挥工人武装队伍作战。在领导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斗争中,王荷波和周恩来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周恩来常常亲切地称王荷波为“大哥”。
起义胜利了，为了防备帝国主义军舰的武装干涉和北洋军阀渤海舰队的南下袭击，王荷波随即奉命前往吴淞，帮助巳经站到革命方面的驻沪海军加强吴淞口的防务，以保障上海的安全。
在此期间，王荷波多次回到福州，以中央特派员指导整顿了中共福州特委，加强了党内团结，提高了党的战斗力。
1926年10月的一个夜晚，王荷波在福州剑池后义务小学召开党团员大会，他在会上作形势和任务报告，明确指出，全体党团员必须在特委的领导下，做到“三个统一”，即统一认识，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他要求在北伐军进入福州之前，应做好统战工作，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各种组织中、各条战线上要起领导核心作用，要广泛宣传，发动群众，建立群众组织，积极支援北伐战争。
在王荷波的指导下，福州特委遴选共产党员陈应中、金毓芬、吴徽谦等组成“党团小组”，主动参加筹组国民党省、市党部的工作，并积极争取国民党左派的支持、合作。据吴徽谦同志晚年回忆：“党团小组”是我党在国民党内的地下组织，北伐军入闽后，同志们即通过这个组织,以国民党员身份参加国民党福州市党部活动，共产党员担任市党部各部门的全部领导职务。(王荷波烈士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
王荷波还指导特委同志派人把东、西、南、北门外四乡的农民组织起来，开展农民运动，组织农民武装。协同特委同志，深入基层，发展工会组织，建立电报工会、店员工会和人力车夫工会等，同国民党右派所把持的黄色工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北伐军进城后，王荷波指导福州特委组织领导了柴井医院罢工、控诉“万童坑”事件和教会学校,开展收回教育权运动的三次反帝斗争，揭露了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罪行，提高了群众的革命觉悟。
王荷波尤其关心青年，向青年学生了解学校的情况和同学的思想，鼓励他们努力学习，积极工作。据当年的学生党员郑乃之同志晚年回忆：“在我的印象中，王荷波同志个子高高的，脸庞瘦削，留着又黑又长的胡子，穿长袍、布鞋。尽管戴着眼镜，但目光炯炯，很有精神。我那时是学生，才20岁，我们支部在协和中学，共有三个同志，询问我们学校情况后他说：你们这个学校很好，地点在郊外，反动派鞭长莫及，对党的发展很有利。他还说：学校发展党组织容易保密，但要提高警惕，要记住革命的道路是漫长的。他那次谈了许多话，这些话对我的思想影响是十分深刻的。”(王荷波烈士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
1927年3月，福建的国民党右派蠢蠢欲动，形势急转直下，福州弥漫着白色恐怖的气氛，王荷波仍坚持在福州领导特委反击国民党右派，同反革命势力进行英勇的斗争。3月9日，福州四十多个团体万余人在南较场集会，公推王荷波为大会主席和请愿代表。大会提出惩办反动分子等七个条件，会后举行空前规模的游行示威。接着，国民党右派进行疯狂反扑，情况危急。
3月18日，王荷波刮去长胡，化装瞒过敌人，离开福州，前往上海。
正当上海人民欢庆胜利的时候，蒋介石却在暗地里挥起屠刀。
4月12日，凌晨，枪声大作，王荷波急从“新海军社”赶到上海总工会，中途遭国民党士兵扣压,幸好遇上他在海军中任副营长的表弟黄桐藩，巧妙地把他释放。王荷波脱险后，立即来到设在半淞园“三山会馆”的南市区工人纠察队总部，领导工人开展斗争。这就是蒋介石一手策划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第二天，上海总工会在闸北召开工人群众大会，提出发还枪械、肃清流氓和反革命分子的要求，号召总同盟罢工，示威游行。几万工人奋勇夺回上海总工会会址，并向司令部请愿。游行队伍走到宝山路，蒋介石命令反动军队用机枪向手无寸铁的工人和革命群众扫射，顿时血染大地，开始了骇人听闻的反革命大屠杀。
几天之内，上海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党中央的许多领导人，被迫转移，相继离开上海。
4月22日，王荷波扮成鱼行商人，与罗亦农、李立三等同船去汉口。
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首任主席
离武昌江滩不远的都府堤小巷20号是武昌第一小学的所在地，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李维汉、毛泽东、张国焘、李立三等82人，代表全国57967名党员。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蒋介石集团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半个月，武汉汪精卫集团日趋反动，中国革命处于危急关头召开的。大会虽然仍选举陈独秀任总书记，但周恩来、任弼时等一批对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有所认识、有所抵制的同志，被选进了新的中央委员会，这为后来纠正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提供了组织上的准备。
党的五大还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中央级纪律检查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经过公开选举，王荷波等10名代表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委员有7名：王荷波、张佐臣、许伯昊、杨匏安、刘峻山、周振声、蔡以忱；候补委员3名：杨培森、萧石月、阮啸仙。王荷波当选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
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诞生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中国共产党创建之初，就注意到党内监督问题，但当时尚未建立起民主集中制，同时在迅猛发展的革命形势下，比较重视党员发展工作，对党员的质量问题有所忽略。在“五卅”运动中，中共党组织有了进一步发展。到1925年9月，党员人数发展到3164人。到1926年7月，发展到18526人。随着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中共党员发展更快。至1927年4月底中共五大开会前，党员人数已达到57967人。在党员数量迅速增长的同时，党员的质量却出现了一些问题。一些党组织在发展党员过程中忽视了对要求入党人员的考察和教育，一些投机分子趁机混入党内，影响了党在群众中的声望。据曾出席中共五大的陆定一同志回忆：在革命受挫的情况下，首先必须纯洁党的队伍，严格党的纪律，加强党的团结，增强党的战斗力。为此，迫切要求成立党的监察机构，用严明的党纪维护党的集中与统一。（参见陆定一：《回忆大革命前后——陆定一谈中共党史》，《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2期。）
为此，中共中央于1926年8月发出了《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中央扩大会议通告。这是中国共产党发布的第一个反贪污腐化的文件。通告主要是针对当时少数党员中的“贪官污吏化”倾向发出的，指出：“在这革命潮流仍在高涨的时候，许多投机腐败分子，均会跑到革命的队伍中来，一个革命的党若是容留这些分子在内，必定会使他的党陷入腐化，不旦不能执行革命的工作，且将为群众所厌弃。所以应该很坚决地清洗这些不良分子，和这些不良倾向斗争，才能巩固我们的营垒，才能树立党在群众中的威望。”（《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8卷（上），第99—100页）。从通告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当时对党员质量问题尤其是投机腐败问题的高度重视。通告发布后，各地加强了对党员的教育，对党组织进行了整顿，有力地推动了大革命的发展。
在建党初期，中央和地方没有设置专门的党内监督机构，党内监督权由中央及地方各级执行委员会直接行使，但党内的监督工作一直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而有所进行。王荷波领导的铁路工人运动，刘少奇、李立三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和苏兆征领导的省港工人大罢工中建立的规章制度是这个时期党建立监督机制的重要实践。1922年9月，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取得胜利后，俱乐部有少数职员渐渐养成一种官僚的态度，对工人说话态度傲慢，以权谋私、违反纪律的现象时有发生。针对这一现象，刘少奇、李立三对他们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为了使俱乐部能够切实地为工人阶级的利益服务，防止个人牟取私利，俱乐部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不管是谁，如果违反了制度，都会依章制裁。王荷波、刘少奇、李立三等工运领导人也都模范遵守规章制度，廉洁奉公，率先垂范，始终和工人群众打成一片，同工人群众保持密切联系，时时处处关心群众的疾苦，和工人群众一样过着清贫的生活。
纪念王荷波与苏兆征的首日封
长期从事工运工作的王荷波，在工作中严以律己，办事公正，被工人誉为“品重柱石”，在党内享有很高的威望。
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在中共五大上成立后，由于当时形势需要，委员、候补委员们很快被派到各地领导地方党的工作。1927年5月30日，王荷波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这个时期他在武汉主持全国铁路总工会常委会工作，领导开展全国各地铁路工人运动。第一届中共监察委员会的10名成员中，有2名不在武汉，另外8名也在中共五大后不久先后离开武汉，因而根本无法集中办公，加上当时从中共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组织都忙于对革命形势的应变，无暇顾及监察委员会的工作。
此后，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成员在“七？一五”政变、蒋汪合流后大部分牺牲。在仅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10名成员就有6名牺牲，到最后仅剩下2名。当时处于大革命失败后的革命低潮时期，党忙于恢复和重建各地党组织和武装斗争，没有及时充实监察委员会，使得监察委员会在人员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难以开展监督工作。
1927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通告第二十六号——关于监察委员会的问题》。通告说：“五次大会后因为国民党在各地背叛革命，我们整个的党转入地下秘密工作的地位，监察委员会似已成为不必要的组织，同时各地党部因为种种关系有监察委员会组织者极少，中央监察委员会则因为委员散在各地，加之主席王荷波同志及委员张佐成（即张佐臣——引者注）、萧石月、杨培森等同志之被难，副主席杨匏安同志之被处罚，至今未能行使职权。最近临时中央政治局重新提出讨论，决议监察委员会之存废问题须在第六次全国大会解决。”（《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8卷（上），第158页）。这样，在1928年6月至7月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取消了监察委员会，代之以职权范围较小的中央审查委员会。
中共五大成立的中央监察委员会，虽然在当时难于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但是它的成立，在党的组织建设、制度建设方面，其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它维护了党的团结和统一，保证了党的纯洁性和党员队伍健康发展，提高了党的声望和战斗力，促进了党的优良作风的发扬，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中对监察机关的条款规定，为以后党的历次代表大会所借鉴，对制定新党章起了奠基作用。中央监察委员会机构的设立，开创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纪律检查机构设置的先河，为党内专门监督机构比较独立完整地行使监督权力打下了基础。
出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
1927年的中国,形势动荡飘摇，云谲波诡。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国内形势的变化急转直下。年初,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势如破竹。但很快,革命阵营内部就发生分裂，中共中央两次被迫迁移。第一次是从上海迁往武汉，第二次则是从武汉迁回上海。两次迁移，都是因为猝不及防地遭到过去的盟友的背叛和突然袭击。
1927年8月7日，汉口原俄租界三教街41号（现为鄱阳街139号）一座洋房内,20来个人围坐在一张桌子前，正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有：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候补中央委员有：李震瀛、陆沉、毛泽东；中央监察委员有：王荷波、杨匏安；共青团代表有：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湖南省委代表彭公达，湖北省委代表郑超麟，中央军委代表王一飞，中央秘书邓小平等。
“八七会议”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在关系党和革命事业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 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罗亦农、任弼时等先后发言，毛泽东在发言中强调军事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毛泽东说：“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王荷波以中央监委的身份，参加了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会议。会议选出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由于王荷波在长期的斗争中，表现了革命的坚定性、高度的策略思想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深受党内同志的信任，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
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设立中共中央北方局、南方局和长江局，北方局由王荷被、蔡和森、刘伯庄、彭述之、张昆弟等五人组成，王荷波任书记，蔡和森任秘书长。北方局下辖顺直（今河北省）、山西、满州、内蒙和山东等省、区党部。
“八七会议”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它促成了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八七会议旧址
8月中旬，王荷波跟随党中央回到上海。
9月，王荷波动身前往华北。9日，蔡和森为北方局写了题为‘关于“八七”中央紧急会议各决议展开党内讨论》的通知。22日，在王荷波、蔡和森的领导下，中共顺直省委召开改组会议。会上，听取了省委的工作情况汇报，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研究确定了在北方开展农民武装暴动和土地革命，以配合南昌起义和秋收暴动。
当时，顺直地区玉田县农民运动基础较好，全县党员已发展到近二百人，建立了二十多个支部，有组织的群众占一半，还掌握了一定的武装力量，顺直省委委决定以玉田为中心组织冀东农民武装暴动。
1927年9月间，王荷波亲自来到玉田，向玉田的党组织和干部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和顺直省委关于在京东地区举行农民武装暴动、开展武装斗争的决定。王荷波在玉田中心县委扩大会议上指出，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在玉田扩大革命力量准备武装暴动，配合南昌“八一起义”和南方即将开展的“秋收起义”。
暴动前夕，玉田、遵化、丰润、蓟县的农会普遍组织农民武装自卫队，主要武器为矛、刀、火枪等，还有步枪、短枪300多支。县委决定于10月10日利用辛亥革命纪念日，在县城东关举行全县农会会员大会和武装示威游行。
据时任玉田中心县委书记的张明远同志晚年回忆：荷波于9月末来到玉田，立即召开中心县委扩大会，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王荷波指出，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叛变革命，使北代战争和南方的革命斗争遭到失败。这除了帝国主义、封建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等反革命力量强大之外，还由于我党的力量尚弱，特别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所致。中国革命必须依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进行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武装斗争。他还针对玉田的情况，提出了扩大革命力量，准备武装暴动，夺取玉田等县的意见。(王荷波烈士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
会议最后作出决定，组织农民武装暴动，首先打下玉田，扩大农民自卫军，打下京东四县，为建立工农政权做好准备。
十月十日，根据王荷波的意见，利用纪念辛亥革命的名义，县城东关高搭讲台召开全县农会会员大会，玉田以及邻近的遵化、丰润、蓟县等县万余农民，携带各种武器示威游行，既壮大了声势，又检阅了力量。王荷波看到如此整齐雄壮、斗志昂扬的农民武装力量，感到十分高兴。他说：“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下，你们取得这样大的成绩，很不容易。这里真有点海陆丰和湖南的景象了，只要按照县委扩大会议的部署去做，相信你们的武装暴动一定会取得胜利。”
玉田农民暴动于十月下旬爆发。一万四千多人参加的武装队伍，很快地攻克了玉田县城，解除了城内反动武装，并准备成立县革命政府。但由于敌强我弱，玉田农民经过两个多月的战斗，终于失败。然而这次暴动为冀东人民武装夺取政权开了先声。
后来的党史研究者这样评价玉田暴动：1927年10月，根据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中共中央北方局和中共顺直省委直接领导和发动了北方的秋收起义——唐山玉田农民武装暴动。近两万名手持各种武器的农民，攻占了玉田县城，赶走了贪官污吏，成立了农民政府，宣布了自己的施政纲领，这是中国北方农民响应党在八七会议上提出的实行土地革命和开展武装斗争总方针的号召，向封建军阀打响的第一枪。气势磅礴的农民武装暴动一度动摇了北洋军阀在京东的反动统治，对当时的国内革命斗争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反动军阀的残酷镇压下，玉田农民武装暴动失败了，尽管如此，党组织在斗争中得到了考验，充分显示了人民群众团结武装起来的巨大力量。这一切都为将来开辟和创建革命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摘自《北方的秋收起义——玉田农民武装暴动概述兼论与秋收起义之异同》一文）
会后，王荷波回到天津后，即转至北京，领导北方局工作。他拟定了工人武装起义计划，秘密建立北京总工会，发展会员。不幸，工人在散发传单时被巡警查获。敌人追踪到工会机关，进行搜查，肆意逮捕。由于叛徒出卖，党的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王荷波于10月18日在北京法政大学第一院被捕．北方局和北京市委十八名领导同志亦相继落入敌手。
被捕
在审讯时，王荷波不讲真实姓名，也不承认是共产党员，只说名叫汪一喜，江西人，在上海开西服店，这次来京索债。直至叛徒指认后，他才承认自己的姓名和部分职务，始终没有暴露党的组织和机关地址。在狱中，他受尽酷刑，坚贞不屈，宁愿牺牲自己，也要保存组织。他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谈论着未来革命的胜利，深信共产主义在中国一定能实现。临难前唯一的嘱托是，请求党组织对他的子女加强革命教育，千万别走和他相反的道路。
1927年11月11日夜，北京城阴云密布，风雨如晦。几辆刑车，从南向北而去。车到安定门外箭楼西边就猛然刹住。王荷波等十八位革命志士被押下车来，在反动军警的刺刀下蹒跚前进。他目光炯炯，面对敌人的枪口，视死如归，放声高呼：“打倒军阀反动统治”“中国共产党万岁”“世界革命成功万岁”等口号，吓得刽子手们目瞪口呆，慌忙开枪。王荷波壮烈牺牲，时年四十五岁。
王荷波牺牲地
1949年，北京刚解放不久，周恩来总理就想到了王荷波烈士。周总理说，王荷波是十八烈士之首，应该受到人民的纪念。他要求重新安葬他的遗骸。当时，北京安定门外杂草丛生，一片荒芜。根据当年目睹者回忆，人们从芦苇深处挖出烈士遗留下的一只残缺不全的鱼鳞底皮鞋，依稀可以辨认，从而收殓了王荷波的忠骨。1949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共北京市委等组成“王荷波同志等十八烈士移葬委员会”，将烈士的遗骸移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周恩来亲临主祭。
王荷波烈士墓
岁月的烟云使许多历史的记忆变得模糊，曾经的叱咤风云也已风流云散，王荷波的背影渐渐远去。今天的中国，已经很少有人知道王荷波这个名字，人们更鲜知他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日子里，让我们走近王荷波，回眸他波澜壮阔的人生，并非只是某种为了忘却的纪念，更应从中感受王荷波等无数先烈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牺牲奉献的品德和精神，以激励今天的人们为振兴中华而继续奋勇前行。
纪念王荷波诞生100周年座谈会合影
（本文作者陈晓声，感谢为采写本文提供帮助的党史专家黄启权,王荷波烈士亲属王飞、王琳品等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