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出生于泉州海边的一个小渔村，小渔村背倚郑成功纪念馆所在的鳌峰，面临大海。这里的人靠的是海，吃的也是海，家家户户每天都计算着潮涨潮落出海挖海蛎，捕鱼。我家也不例外，终年弥漫在空气里的是海的咸腥味。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听我爸爸说他的爷爷，也就是我的曾祖父,在三十岁的时候倾其所有用三年的时间请造船师造了艘帆船。要造一艘好的帆船材料极为讲究，须得用年老的杉木，曾祖父为了找这样的杉木，跑了好几座大山。船造好后，我家从此开始了乘风破浪的海的生活。后来我祖父老了，摇不动船桨了，这帆船并没有传给我爷爷，而是给了我奶奶。
　　脑袋瓜不太好使的爷爷到三十二岁还没娶上媳妇，一直到了三十四岁那年才娶了邻村的十九岁的我的奶奶。奶奶刚出生就被她亲生父母卖了，卖给一个不能生养的地主婆，也就是我曾外祖母。所幸我那当地主的曾外祖父颇识几个字，没把我奶奶取名叫招弟，而是名字中有个成字，寓意生养之事可成。奶奶说她在地主家有奶妈伺候着，有牛奶喝。可这幸福的日子在她七岁那年没了，地主去世，地主婆绑小脚，爱下馆子，慢慢地把家里能当的东西都当光了。奶奶说连她的一床被子也当了，一到冬天夜里就用麻袋裹在身上。奶奶八岁时就四处帮人家背小孩挣钱，十一岁已经能自己走路到安海买些紧俏的日用品走街串巷卖了。
　　能做生意的奶奶接过祖父的帆船，也接过祖父的叮咛：乘风破浪，勤劳创业。为我家开创了一个新时代，这是一个属于大海的时代，这是一个勤劳创业、爱拼敢赢的时代。
　　在大海里讨生活是极其艰苦的，一天一般会有两个退潮期，一个在白天，一个在晚上。夏、秋两个季节，每天各出两次海。一到了春冬时节，夜里寒冷，村里大多数人家是不出海的，我家是村里屈指可数的一年365天出海的人家。我的奶奶可不允许我的爷爷、爸爸、叔叔们偷懒，夜再冷、风再大、雨再狂都得出海。每当爸爸们想偷懒了，奶奶总说哩：你祖父在世时说天公疼赚吃仔，不会有事的。(这是闽南语，意思是上天疼惜打拼的人。)
　　八十年代初，我家盖起了一幢两层楼房，二楼住人，一楼全部用来“开蚵桌”——女人们四人围一桌挖海蛎。平时一般都要开六桌，等过年海蛎大产的时候要开十桌以上。我奶奶穿梭在蚵桌中间给女工们记帐；我妈妈、婶婶们张罗着给女工们准备吃的，灶台上水蒸雾缭，锅里牡蛎的也香飘四溢。等天快黑下来时，蚵贩仔来收牡蛎后，我家才结束一天的喧闹。但等到后半夜，男人们出海回来又是另一番热闹景象了。
　　当我爸爸从一个皮肤红嫩、爱笑的海边少年慢慢变成桑提亚哥一样的老人时——后颈上凝聚了深刻的皱纹，两边脸上长着褐色的疙瘩，两只手上皱纹很深的伤疤，但是没有一块伤疤是新的。那些伤疤年深日久，变得像没有鱼的沙漠里腐蚀的地方一样。我家的帆船也在二十几年间慢慢变成400吨铁壳轮，五千吨货轮，万吨货轮。
　　我爸爸常年在外，一年回不了家几天，而且长期的大海的生活让爸爸越来越沉默寡言。印象中他没有教育过我们几个孩子，但他却用他的身教完成了言传—— 乘风破浪，勤劳创业。打小就看大人们出海打渔、在家补渔网；出海收牡蛎，在家挖牡蛎。我们孩子都觉得干活是生活里极其自然的事，几个堂兄弟姐妹几乎在五岁时就能挖牡蛎了，到十岁，暑假里已能去海里帮忙了。最爱的是夏日早晨去的海里，五点多钟，太阳的光辉撒在海面上，点点金光。男人们掌舵，用头巾把脸包得严严实实的，只露出像海水一样清澈的两只眼睛的女人们尽情说笑。这时坐在船头，海风吹得人脸痒痒的，我们孩子的欢笑声好随着船划过的水痕飘荡在空中。这种悠闲到了船靠海田的时候完全被热火朝天的劳作场面代替了。成品牡蛎要经过好几道到工序，每年六月份先把牡蛎壳串成一长串，再把这一长串的牡蛎壳放到海田里的石头上培育苗种，苗种培育好了，再一条条整齐地横拉绑到石头上。等到过了秋天进入冬天牡蛎肥美时再一条条用刀子割下来，敲碎，一个个洗净再拉回家里一个个挖开。
　　后来，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后，我爸爸叔叔们不再去打渔了，收成牡蛎的活也主要由我妈妈和婶婶们来干。他们合力造了一艘更大的货轮用来载货，在广州与上海来回跑。再后来，船更大了，也跑得更远了，青岛，大连都去。到了前年，我的几个弟弟也都通过了考试，拿到了船长证或是轮机长证。我知道我的弟弟们再过三十年或是四十年又会是桑提亚哥模样的海边汉子了。
　　曾祖父的一句叮咛：乘风破浪，勤劳创业，在三代人的努力下已变成了一种精神，一脉相承，薪火相传，弦歌不辍。
 

（作者及工作单位：洪丽纯，南安市官桥镇五星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