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约，不代表简单。世上的事物一旦挣脱了华而不实的外表、剔除了拖沓冗长的过程，将其最本质的一面展示于世，便可一窥其简约的魅力。

相传欧阳修担任翰林时，曾与同事出游，在街上遇到一匹奔马踏死一条狗。欧阳修提议大家用简洁的话来叙述此事。一人说：“有犬卧于通衢，逸马蹄而杀之。”一人说：“有马逸于通衢，卧犬遭之而毙。”欧阳修说：“如果让你们修史，一万卷也写不完。”他仅用6个字就把事情说明白了：“逸马杀犬于道。”

北伐战争开始时，国民革命军司令部在广州邀请瞿秋白演讲。瞿秋白走上讲台说：“宣传关键是一个‘要’字，鲁智深三拳打死镇关西，拳拳打在要害上。”说罢走下讲台。全场先是愕然、沉寂，继而对这26个字的演讲报以雷鸣般的掌声。

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内部妥协气氛弥漫。其时，身在新加坡的陈嘉庚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发了一个“电报提案”：“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11个字的提案被爱国人士邹韬奋称赞为“几万字的提案所不及分毫，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提案”。

1950年上半年，西南军政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只讲了9分钟便宣布散会。原中组部部长陈野苹回忆说：“这是我一生中经历过的最短的一次重要会议，恐怕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简洁是智慧的灵魂，冗长是肤浅的藻饰。”一篇6字短文，一篇26字的演讲，一个11字的提案，一次9分钟的会议，是“简约”，更是“不简单”。如此简约，包含深邃的思想、深刻的内涵，它既是好文风、好会风的样板，更是当事人求真务实、做事行简风格的体现。世界上大凡成功之人、卓越之事，无不具有简约的品格、深刻的内涵。它不只是体现于行文、讲话、开会之中，也体现于其他的创意之中。

比如，世界上铅笔年销售量在150亿支，比其他各种笔的总和高出4倍。我们从这一事例中可以得出启示：任何一种发明创造，包括方法、手段、产品等，其操作越简单、使用越轻松、越容易被人们所接受和掌握，也越容易发挥出应有的效益。

很多情况下，事物越简单，越接近其本质。构成生命的细胞是简单的，构成物质的核子是简单的，就连最成功的描述自然规律的学术理论也简单至极。物理学中的牛顿第二定律F=ma和爱因斯坦的能量公式E=mc2就是例子。任何问题的复杂化都是因为没有抓住它的本质，没有揭示最基本的规律与问题之间最短的联系。一味停留在复杂的表层，必然会离问题的解决越来越远。

古人虽有“虚谈废务，浮文妨要”的认识，但都免不了“虚谈”“浮文”的弊端。时至今日，一些人仍不懂得简约的妙处，或是口头上讲讲，实际上并不照着去做，倒是把事情越办越复杂。许多与主题无关的程序，许多令人生厌的礼节，许多转来转去的文件，许多云里雾里的套话，如江南梅雨，几无了时；又如田园韭菜，割了又长。其结果就是窒息了人的头脑，捆绑了人的手足，使自己无法着力于工作的中心、事情的重点。不少人长年累月被囚困于文山会海之中，力疲、舌燥、头晕、心悸，干了不少“赔钱赚吆喝”的蠢事。

“道不简无以行。”领导的艺术，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删繁就简、去粗取精、追求简约和效果的艺术。简约，就是尊重客观、还原本质，“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就是讲求效率，在许多解决问题的方案中，找到最简便、最有效的那一种；就是独立思考，善于反弹琵琶，用新的思路和办法解决棘手问题。落实到领导工作上，就是要做到讲话简明扼要，要言不烦；行文开门见山，言简意赅；办事直奔主题，干脆利落；程序减少环节，简化手续。一句话，就是从一些无谓的事物中解脱出来，把时间和精力用在干事创业上。

为政尚简不尚繁，但不能“为简而简”，而要简略得当，其中的标准就在科学、高效、管用。化简为繁易，化繁为简难。在机遇难求、时不我待的今天，我们没有理由把简单的问题搞复杂，没有必要把时间浪费在“虚谈”“浮文”上，而应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的精神，大力提倡简约有效的工作方法，勇于剔除冗余的、低效的、无用的因素，以有限的时间和精力办更多、更重要的事情，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的时代要求，为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让我们简约些，再简约些。（乐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