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餐时分，照例盛上一碗稀饭，摆好调羹、筷子和餐椅位置，等待拄着拐杖的母亲颤悠悠前来——第二次脑出血导致母亲半身不遂，大脑语言中枢严重受损,说话口齿不清。母亲要我给她碗里倒点儿酱油，我不肯，因为医生曾嘱咐要清淡饮食、少吃咸辣。母亲面有苦色。

“好吧，就倒一点儿，下不为例！”我不忍母亲愁苦，用夸张的表情笑着说，“不然，您总是要的！”

“呵呵呵…木兰。”登时，母亲乐了，眉眼现出了快乐的神采。

“木兰”是什么意思?一旁的妻儿茫然不解。我说，说来话长，我不但知道“木兰”是一个人的姓名，还知道木兰是母亲的昔日好友。

“木兰”与“倒酱油”本风马牛不相及，在今日家庭晚餐上发生“人事关联”,缘起我的那句话“不然,您总是要的！”此话意涵，除了我和母亲，没有第三人能够真心悟懂，堪称一句话“专利”。三十多年来，凡是有母亲在场，只要我说出这句话，母亲总会条件反射般地报以会心一笑。医生还曾嘱咐，让脑溢血患者保持快乐心境，有助于康复性治疗。

父亲于1984年病逝，生前是县进修学校“落实政策办”一名职员，主要负责“文革”期间教师队伍冤假错案平反材料的撰写和整理，拥有一定职权。工作中，父亲一向坚持原则、公道正派、两袖清风，从不收受服务对象一钱一物，被称为“廉洁张”。父亲病逝后，家徒四壁，生活艰难，全家四口仅靠母亲当工厂临时工的85元月薪勉强熬日子。虽说那时“钱大”，可再怎么勒紧腰带、节衣缩食，区区85元月薪亦属杯水车薪。母亲恨不得将一分钱掰成两半来使，不得不东挪西借艰难度日。

记得那是1985年的一天傍晚，母亲带着我来到一家村居小卖部，店主名叫“木兰”。那一年，我才十三岁，母亲正值壮年。

“一件事得您帮忙一下，木兰。”母亲颇难为情地说。

“什么事？能帮我会帮的。”

“就是，就是…”母亲欲言又止，说话吞吞吐吐，“我,真不好意思开口，可我这次真的太难了！”

“老朋友了，您就直说吧。”看得出，木兰阿姨早就听出母亲的话外音，只是不主动挑明。

“那我就…就直说了？您能否借我20块钱。我实在是没办法！您瞧，三个孩子急着交学费啊！我保证一个月后准时还您。”

“噢，真不巧，我刚刚进货付了钱，手头紧得很！这，这……”不知咋的，木兰阿姨也突然变“结巴”了。

“20块就好，我也不敢多要，我理解您做生意资金周转有困难。可这次确实没办法，火烧眉毛了！您知道，我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随便向人开口借钱的。”母亲近乎哀求了。母亲是“老高中”，算是那个年代为数不多的“知识青年”，很是顾惜脸面。母亲经常说起，借钱是一件“撕破脸皮”的难堪事儿，可是，不借钱,日子确实无法过呀！

双方就这样僵持了大概二十分钟时间，母亲大概发觉木兰阿姨是不会借给钱了，无奈找个“话语台阶”下，说道：“没事的，木兰，如果您确实有困难，我也不必勉强，我还可以到其他地方借一借不是。”

这时，木兰阿姨似也“良心发现”，觉得不该如此冷酷面对身处水深火热之中的老友，可透过她的言语表情，可以鲜明地窥见其内心深处巴不得母亲真的放弃借钱哀求了。于是，木兰阿姨跟母亲在“借”与“不借”两端展开最后的“拉锯”，甩出了一句两可两不可的话：“不然,您总是要的！”

“如果确实安排不出来，我看也就不为难您了。”母亲从木兰阿姨两可两不可的话语中听出“希望”，不惜委婉争取，当然也不忘碍于脸面客套一下。

“不然，您总是要的！”木兰阿姨重复这句话。

“真难为您，太不好意思了！”母亲据“势”力争，在“希望”之路上更进一步。

“不然，您总是要的！”木兰阿姨第三次说这话。此刻，木兰阿姨似乎良心发现，如若再不借钱，将置自己于不仁不义的尴尬境地，于是，不得已从口袋中艰难掏出似有千斤之重的20块钱。母亲随即写一张欠条给她。母亲是讲信誉的人，一个月后省吃俭用凑足20块钱还给了木兰阿姨。

光阴荏苒。如今，母亲已是暮年又身患残疾，身为纪检干部的我也年近半百，许多往事已在时日推移中烟消云散，可一句话“专利”却如千淘万漉的金石一般，益发在岁月的苦难磨洗中闪烁出炫人眼目的熠熠光彩。

由于纪检工作忙，我经常得下乡或加班加点，很少在家里陪母亲聊天解闷。对此，通情达理的母亲却毫无怨言。她常用谈吐艰难的语音对我说:“你的父亲生前最痛恨的就是贪官污吏，你从事纪检监察工作正符合你父亲的生前夙愿。今天，你走上惩治贪官污吏的光荣工作岗位，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我怎么会怪罪你少在家陪我呢？！”当然，偶尔跟母亲在一起，我总要千方百计找些话头取乐她，其中，最易制造成笑点的一句话“专利”，我百试百灵、乐此不疲。

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说过：“人生贵有阅历。”一句话“专利”承载的是一段刻骨铭心的可贵人生阅历，它时时提醒我：“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不在，人生只剩归途。”同时经常告诫我：“生活不易，岁月静好，请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张少华）